“建议京籍无车家庭，第一辆车无需摇号，直接分配购车指标。”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王燕庆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的这一建议，再次把北京是否要放松汽车限购的问题推向前台，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增加机动车牌照供给之后，北京放松限购变得箭在弦上，承载了太多期望。然而，北京放松限购在施行层面确实存在较大障碍，这从当前北京的拥堵路况中可见一斑。但放松限购存在困难并非施行限购“惰症”的保护伞，业内外专家普遍表示，在放松限购方面，北京可以施行更“聪明”的办法，用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方式，减缓放开限购可能带来的拥堵等问题。

　　■北京放开限购备受期待

　　为了应对疫情的影响，各地纷纷出台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其中，限购城市放松限购被认为是最具效果的政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表示，如果限购城市能放松限购，将对提振汽车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各方期待之下，广州、杭州、上海、天津等限购城市纷纷放松限购回应社会关切。其中，上海和天津增加机动车号牌供给的举动尤为引人关注，也让公众对北京能否放松限购、增加小客车指标报有更强烈的期待。按照上海《关于促进本市汽车消费若干措施》规定，上海将适当增加中心城区非营业性客车额度投放数量。今年将增加4万个非营业性客车额度。政策一出，即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4月的上海私车牌照额度拍卖结果显示，中标率进一步回升至10％，竞拍人数超过14万，上海汽车消费热情显著回暖。

　　《天津市促进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则显示，2020年内新增小客车个人增量指标配置额度3.5万个。尽管这3.5万个指标有明确条件限制，只能在郊区行驶，但天津市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普遍表示欢迎，认为郊区号牌虽有一定条件限制，但也可以解决郊区市民出行需求。

　　上海、天津先后增加购车指标、放松限购，让北京“备感压力”，尽管北京迟迟未予以回应，但在全国两会期间，这一问题也得到两会代表、委员的普遍关注。因此，王燕庆“建议京籍无车家庭，第一辆车无需摇号，直接分配购车指标”一提出，就引发了热议。

　　■探索“更聪明”的办法

　　近年来，关于北京能否放松限购的讨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清华大学教授陈全世在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采访时就强调，北京拥堵的路况使放松限购变为不可能的事件。发改委一位城市公共交通领域的专家也向记者表示，放松限购带来的10万～20万个指标，对汽车销量的增长“杯水车薪”，以这种方式刺激汽车消费的意义并不显著。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则认为，天津的做法值得北京学习。“天津增加3.5万个小客车指标，应该是北京最适合学习的方法。北京目前的新能源汽车牌照数量极其紧张，传统车数量也没有释放，北京积压的新能源汽车的购买群体数量达到40万人以上，整个群体的排队时间最长超过8年，而传统车摇号人数达到300万人以上，可能要80年才能实现购车愿望。因此北京需要学习天津增大牌照供给的方式，促进车市消费。”

　　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北京代表处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部主任刘岱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放松限购方面，北京如果考虑放弃现有粗放的限购方式，必须同时推出“使用者付其费”的组合措施加以替代，用经济调节等手段提升城市小汽车交通综合治理水平。“小轿车作为大宗消费品，在城市体系内，除所有者自己支付的用车成本外，城市社会层面还需要补贴其更高的使用成本，美国个人小汽车消费和社会补贴金额之间的比例关系约为1∶9，如果北京考虑放松限购，要先解决社会补贴问题，即不能因为眼前利益刺激汽车消费而简单粗放的将需求放开，也不适宜继续实行当前‘一限了之’这类简单粗放的管理政策而不回应民众诉求。”刘岱宗表示。

　　刘岱宗建议，北京可以参考国际上大型城市通行的低排放区政策等，放松限购的同时，对用车增加限制条件，同时大幅提升用车成本。如日本要求购车者需先拥有固定车位，新加坡、伦敦收拥堵费等。“为购车者加上各种紧箍咒，增加私人小汽车的使用成本。同时给自行车出行、公交出行以更多路权，提升公共交通出行的便利性，是调节小汽车保有量增加带来的城市拥堵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刘岱宗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经验表明，尽管一些大城市实行的低排放区政策的效果证明，其是解决大城市所面临空气污染问题有效解决方案，如果在中国推行，还需要有国家层面法律机制的支持与保障，如充分授权地方政府在机动车的使用环节通过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等。

　　增加购车限制条件之外，郊区牌照也或许可以成为北京放松限购的选择。事实上，此次天津新增的3.5万个指标即为郊区牌照。此前，上海也有沪C牌，主要解决上海郊区市民出行需求且成为上海汽车增量的主要来源。数据显示，2018年在北京五环外有使用需求的民用汽车拥有量约为341万辆，占北京民用汽车总拥有量的59％。按照北京市汽车自然更替率9％计算，预计2020年北京汽车销量有望达到80万辆，如北京放开“郊区牌照”或将带来30万辆的消费增量，而且可以解决很多郊区消费者的出行需求。

　　■放开新能源汽车限购更可行

　　在放开限购方面，更多业内人士建议，北京可以采取放开新能源汽车限购的方式，既可解决市民出行需求又不增加污染问题。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新能源汽车分会会长李金勇认为，北京完全放开限购显然不现实，但可以适度放开、强化管理、使用区分、兼顾未来。“适度放开即增加新能源指标数量，像网传的那样在现有基础上每年增加10万个指标，优先配置无车家庭。”李金勇表示，强化管理方面，严格管理外地车辆，征收机动车拥堵费，加大燃油车使用成本。在使用环节，对于五环外使用新能源汽车放开购置限制。同时，机动车管理要兼顾未来，确定北京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换的战略。“为全国推行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树立标杆，‘管’‘引’结合。管，加大燃油汽车使用成本和限行；引，出台政策引导燃油车主更换新能源汽车。”

　　在李金勇看来，北京作为首都，应该践行“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理念，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替换燃油车。“这是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也是未来的趋势。”他表示，在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首都的示范作用远远大于财政补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方运舟也建议，国家研究出台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稳定健康发展，其中，放开城市新能源汽车限购指标是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显示，目前北京有超过40万人申请新能源汽车指标。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进步和北京及周边地区充电便利性的提升，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如果放开或部分放开新能源汽车限购，对北京而言是一项不错的选择，既可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又可以起到刺激汽车消费的作用。促进低迷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正是当前刺激汽车消费政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