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丢二汽人的脸”
1983年，十堰市要选市长，省委组织部派人来考核。二汽提名了4位候选人：二汽副厂长庄咸昌、计划处处长刘进福、发动机厂厂长马跃和我。这是后来知道的。
说实话，我条件还不够。我当时是处级干部，还不是二汽厂级干部，而十堰市长是正厅级干部。
庄咸昌年龄偏大。马跃比较符合条件，清华大学毕业，又在发动机厂干，表现也不错。有群众反映，马跃开汽车把腿摔坏了，膝盖骨做过手术，有点瘸。考核组想找他本人聊聊，结果他正好出国了，否则就很可能是他，反正这事阴差阳错的。
考核我时，他们分别到政工组干部组、化油器厂和张湾医院了解情况，据说反映都还不错。
最后就只剩下我。二汽党委书记黄正夏找我谈话。他拿来一份传真件给我看，他说，你作为市长候选人，这是省里发来的传真件，过了十一你就去报到。从处长提为市长是跨一级了，应该高兴。
但我是坚决不同意去。我跟黄书记说，我从来没干过地方工作，我又不懂党政军民学那一套，十堰与二汽矛盾又很深，我干不了！你别让我去了。
他说，这是湖北省委决定的，我可做不了主，你说的我替你反映反映。接着他又说，我们推荐你，这是好事，是重用你。
我说，重用我，我知道。但我干不了。还有一层意思我没说，虽然职务提两级，属跨级提拔，但是工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黄书记想到了这一层，他说，你去当市长，工资留在二汽，二汽厂工资还有你的份。我说，你让我去当市长，我吃二汽的饭，市里怎么看我，那市长能当好嘛！你要一定要我去，我就一定要转工资关系。最后黄书记说你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第二天我拿出我写给湖北省委组织部的信给他，我说，请你帮我转交，请省委组织部另选他人吧。
结果他一看我写的信，直接就给撕掉。他说，你不要丢我们二汽人的脸。这样吧，你干不了再回来，我还要你。
我说，书记啊，干不了，我还有啥脸回来？
停了一会，黄书记无奈地说，我给你反映反映吧！
他真去找了湖北省委副书记王全国反映，王全国当时管干部。王说，这是省委常委会的决定，你要反映意见，我们开常委会时你去说。
黄正夏说，算了，还是做他的工作，让他去吧。
就这样，1983年10月初，我离开了二汽。
1982年4月，湖北省委决定二汽和十堰市政企分开，之前是市厂一体化，一套班子，二汽领导兼任十堰市领导。1983年10月机构改革，不再设第一书记。分开后，我是十堰市第一任市长。
♦怎样为二汽服好务
到十堰市后，我的思想就是为二汽服务。怎样才能服好务？只有关系密切才能服好务，我又采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个措施，从二汽调一批干部。但要调干部，像我一样把工资降下来，谁还愿意来？因此，除我以外，从二汽调来的干部，工资全留在二汽。二汽也同意。支援了一批干部。好几个副市长都是从二汽调来的。
第二个措施，我请李惠民（曾任二汽常务副厂长，已去世）和李广智（曾任十堰市长，已去世）两人做我的特别顾问。一位二汽的，一位市里的。重大题目我要给他们汇报，每个月我要听他们的意见。
第三个措施，我、陈清泰、马跃每月聚会一次。我们不叫顶层设计，而叫顶层协商。有什么事情我们先协调，定下来就办，避免在底下老搅矛盾。
这三个措施非常有效。我和地区也建立了联系。
十堰山区穷，有些地方群众没房子住，只好住岩屋，住岩洞。大川小川（十堰市茅箭区大川镇小川村）我去看过，真苦，怎么办？我就让二汽帮着扶贫。
当时还没有希望工程，我们也不叫希望工程。就是二汽拿出一部分资金，十堰市拿一部分资金，群众再帮助一部分，解决住房问题。凡是没房户的建两间，就地取材，山里有树，有木头，建了2000多间房。
然后再由二汽出资金，每个村建一个文化活动室，由二汽各个分厂承包各个村。每个活动室要有电视机，有图书。确实解决了群众问题，民生问题。
我们也帮助二汽解决问题。十堰市里没蔬菜吃，山区没地种菜，二汽这么多职工，连吃菜都困难，那怎么行？
我找到奔郧县，打算在那里给十堰市建个蔬菜基地。对方说，这是好事，我们都赞成。但有困难，我们从来没种过菜。没技术，没种子，没化肥。种菜就不能种粮食，连口粮都没了。
我说，这些问题我们都考虑过，只要转为蔬菜基地，农民转为菜农，3年内种子、化肥、农药和口粮全补齐，最少补3年。
他们很高兴，立刻领我们去选地。我们上午到郧县，吃完午饭就去看地，最后在柳陂镇选了3000亩地。3年下来，他们把大田改为蔬菜基地，转得非常好。十堰蔬菜基地确实起了大作用，农民也富了。
此外，我当时做决策，在茅箭区建立汽车工业园区，为二汽配套。现在已成气候，乘用车和重型车都有。以前十堰市的工业产值，二汽占70%~80%，现在刚好相反，十堰市的工业产值占70%~80%，一汽二汽占20%~30%。
♦“除非让中央特批”
我当十堰市长时，有两件事很挠头。
先说第一件。建二汽时，由于要急着出“政治车”，由军代表决策，从河南、湖北等省招收15000名复转军人，把他们培养为二汽生产骨干。
这些人大都30多岁，已成家，家属都在农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分厂工作人员往往都是从一个县招来的，全是老乡，不好管，问题一大堆。
这样每到春种秋收时节，这些复转军人都要回去帮家里干农活。但汽车生产具有连续性，不能停，他们一回家，对汽车生产造成很大影响。
另外，这些复转军人家属来十堰与职工团聚的很多。他们就在山边或者草地上搭个窝棚，老少三代挤一个棚户，吃一个人的口粮，生活十分困难。孩子不能上学，家属不能就业，有些家属没办法，就当拾荒者，捡厂里不要的东西去卖。
这倒也罢了，更有甚者，像二汽传动轴厂，车间里的电机都被拆下来卖掉。工具箱的成套工具也被拿出去卖掉。因为他们确实生活太困难。
按照当时政策，职工家属必须要有城镇户口，才能分配家属宿舍，孩子才能入学。十堰市公安局每年有一些“农转非”指标，但只能解决个别家庭问题。二汽这15000人，恐怕100年也解决不了。
我当十堰市市长后，深感二汽要这么下去，职工人心涣散，势必影响生产。怎么能为二汽服好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于是就去找十堰市委书记王清贵商量，想从改革户口制度上寻找突破口。但这个题目太大，涉及全国问题更不好解决。
怎么办？那就缩小范围，先进行中小城镇户口改革试点。通过调查研究，我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王（清贵）书记让我去给黄知真省长汇报，请省政府批准试点，分批解决。
省长想解决，但政策不允许。想批准试点，又担心越权和引起连锁反应。他对我说，湖北省这类问题不少，要解决你们的问题，除非让中央特批。
于是，我又找王清贵书记商量，经他同意，以十堰市作为中小城镇户口改革试点为题目，以书记和市长个人名义，我起草了一封给胡耀邦总书记的信。我在信中汇报了二汽和十堰市的情况，提出把十堰市作为中小城镇户口改革试点的请求。其中一个核心内容是，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前提下，解决二汽复转军人家属的“农转非”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这部分“农转非”人吃议价粮（比计划内供应口粮价格要高一点点的米、面等粮食），高出的粮价由职工个人负担。
我就带着信赶到北京，去找中办主任王兆国同志。兆国同志在二汽干过，对二汽和十堰情况非常了解，也很支持我们的请求。他说，不但会把信转给胡耀邦同阅，还要做工作。
材料报上去不到10天，就得到中办通知：让我去北京。总书记有批示。
想不到胡耀邦同志在信上批了430多个字。信不能复印，但为了向省委汇报，可以手抄一份。抄完后，我就给王清贵书记和黄省长打电话，给他们汇报。黄省长在电话里说，你赶快乘飞机来武汉给我汇报。我立刻飞到武汉，马不停蹄就跑到省长办公室，把抄来的批示给黄省长看。批示是这样写道：
“启立、兆国同志：
“我们的户口政策必须按照新的情况加以改变，过去的户口政策，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转入城镇，是按照过去的粮食情况制订的，是适应于过去的情况的，是不得已的办法。现在情况变了，因此不能再沿袭过去的办法，延缓了中小城镇的发展；
“我们现在要放手让一部分有专长的农村能工巧匠和城镇职工的农村家属进入城镇来就业……问题是一个吃粮的补贴问题，即如果将这些人完全转为城镇人口，国家要拿出一笔钱补贴这些人，因此，要说明这批人的口粮只能是由国家供应的议价粮。这一部分‘议价’没有几个钱，说清楚了，这些人是能够接受的。
“这个政策中央许多同志都同意，也都理解。但下面的一些同志不理解，因此不执行。现在我们许多事办不通，往往是没有把道理讲清楚……
胡耀邦（1983年）6.14”
黄省长读完后，兴奋地拍着桌子站起来了，叫道，这回好了，可解决了大问题了。我们省的遗留问题都可以参照总书记的批示解决了！太好了！太好了！
十堰市成立户口改革试点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试点方案包括任务和目标、解决范围、政策界限、办法与措施、审批手续和组织领导等。十堰市4155户、14415人的农转非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圆满解决。
♦“二汽是国宝，冲垮了不得了”
第二件事跟防洪有关。
二汽建厂时有设计规划、建厂规划和生产规划，但没有防洪规划，也没有防洪投资。1982年7月29日，十堰市遭遇洪灾，24小时连续降雨带来巨大损失，造成14人死亡，重伤7人。
二汽有12个厂、36个车间全泡在水中。其中车桥厂挡墙、围墙多处被冲垮，洪水从门窗进入车间，把从美国进口的格里森齿轮加工机床全埋在泥里。厂区房屋倒塌，供水、供电、通信、交通中断，道路、桥梁、水管、高压线被冲毁。
为彻底解决防洪问题，湖北省做过可行性研究，但需要投资1亿多元，十堰市与二汽各分担一部分。但当时十堰与二汽刚政企分开，十堰市的防洪经费没有着落。经请示湖北省，省里请示国家立项资助。
我就去找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她说，有为啊，我们长江、黄河都还没治理好，黄河是悬河，河床高出地面十几米。最大的隐患都没钱治理，你十堰排不上队，列不上国家计划，你去找（湖北）省委吧。
我说，二汽是国宝，毛主席、李先念同志都说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保行吗？况且已经有了教训，山洪相当厉害，14个人死了……要不然也不会找你。
她说，这也排不上队啊，没办法，你谅解我。其实我也越级了，她完全可以不见我。
回来我就找当时的二汽厂长陈清泰。我说，听说李先念同志前几年来视察二汽讲过防洪的事，能不能把记录拿给我看看？
我一看，早在1970年代，先念同志就做过批示。但批了8年还没解决。我就与王清贵书记商量，决定以十堰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名义，给李先念主席写封信，请求帮忙想办法，尽快解决十堰防洪问题。
1984年9月1日，我们把信送到北京。结果没多久，李先念同志的秘书就打电话传达：先念主席对你们的信做了重要指示……主席说，他曾在鄂西北打过仗，晓得那里暴雨的厉害。二汽是国宝，冲垮了不得了。防洪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应该抓紧落实。
接着，钱正英给我打电话，她说，有为，你来一趟吧。
我在她办公室里看到了先念同志的批示。钱正英说，有为，你真有办法，找到主席那里去了。你说吧，你要多少？
3000万元。我说。
好。这3000万元列入国家计划。每年1000万元，列3年。她说。
那时候的1000万元不是小数。就这样，在李先念同志的关心下，我们治防洪治了3年。现在十堰的防洪，百年洪水都不怕。
总之，当十堰市市长期间，的确给二汽，给十堰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好多事情都是越级的，都是逼出来的！是在被逼得没办法时想出的办法。
1989年我到湖北省当副省长，管综合这一摊，包括计划和金融等。
当时二汽很困难，我负责给二汽筹集资金。到湖北省里后，也是千方百计给二汽创造条件。二汽有困难，也来找我，我就成了湖北省的二汽代理人。
编辑：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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