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3年到中国汽车报编辑部工作，到2004年初退休，在这20年中，我参与编辑、撰稿、签发的中国汽车报有多少张，已无从计算。也许司空见惯了，它们都一样只是一张报纸；惟有对1985年7月1日在天津出版的那张中国汽车报，我情有独钟。
1985年6月24日上午，我和孙秀洁、陈文科三个人从长春抵达天津。午饭刚过，筹建中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人朱德照就把我叫去，向我传达了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关于7月1日在天津出版第一张中国汽车报的决定。在反复强调这项任务的重要性、艰巨性之后，他说：“现在汽车报的负责人左汉良、杨庆城都在长春，我宣布你为这里的负责人，主持全面工作。你们一定要克服各种困难，确保按时完成这项任务。”
晚上，虽然旅途劳顿加之感冒发烧38度，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思来想去觉得这个担子太重了，成功与否对汽车报关系重大。若7月1日报纸在天津正常出版发行了，那没得说，报社编辑部搬迁大计将顺利进行。如果报纸不能按时出版，不仅愧对五万多份订户的读者，汽车报搬迁的战略任务也宣告失败，我这个当事人也难辞其咎。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当时天津不具备出报的条件，要完善这些条件谈何容易。
首先是时间太短。要在六天内落实和解决报纸注册登记、邮政发行、排版印刷和新闻纸张等问题难度相当大，可是哪一项办不好都会延误出报。其次是人手不够。当时只有4个人，其中我和小孙是版面编辑，陈文科是搞通联的，另一位早几天来的小金，从没接触过报纸业务，只能做些事务性工作。这么单薄的编采力量加上稿件奇缺，让人心里实在没底。
说真话，当时我也不愿意去天津，想借编辑部搬迁的机会，回原来的发动机室，继续搞我的内燃机课题研究。可是现在既然来到了天津，又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我是没有退路的。对事业的责任感鞭策我不能有其他选择和后退的心理，更不能犹豫和动摇。自己正年富力强，苦和累算不了什么，只有正视现实，一个一个的排除困难，踏实前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第二天，我们开始了连续奋战的六天六夜。任务是这样分配的：对外工作全部由我负责；编辑工作我和小孙负责一、二、三版，四版副刊由尚在长春的杨老太太负责，其他人配合我们工作。大家白天约稿、组稿，晚上编辑、誊清，每天都忙到后半夜甚至通宵达旦。
我的外联任务很重，又新来咋到，对天津人生地不熟，一个人根本跑不过来。天津汽车仪表厂有个唐炳佳是汽车报的通讯员，我就请他来帮助，我俩骑着自行车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跑。报纸登记注册和发行两件事还算好办，因为与天津新闻出版局、邮政局已经联系过，现在按规定要求办完手续，再落实一些具体事宜，两天就完成了，可剩下的事就很棘手了。 先说排版印刷。天津日报印刷厂说什么也不接我们的活，理由是任务太多，干不过来。再找下一家吧！天津市广电局印刷厂同意给排版印刷，但是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提前一周下稿。因为当时排版还没有应用计算机，还是铅与火的时代，稿件下到印刷厂后，要先拣成铅字，再排成铅版，校对大样签字付印后再压成纸型才能印刷。由于程序多，周期就长，所以需要早下稿。经过再三的恳求和阐明我们的特殊情况，最后同意第一期照顾，先下一部分，其余的随来随下。二是这个印刷厂不能制锌版。所谓锌版就是所有见报的照片、图表都要先腐蚀在锌板上，排版时将制好 的锌版放在它所在的位置上。因只有大的印刷厂能制锌版，我们只好又去天津日报印刷厂请求支援。好在制版车间的师傅很帮忙，答应夜班时给我们做，一天多没白跑，排版印刷问题解决了。
最后一个大难题是新闻纸。当时印刷报纸用的纸张紧缺，按计划供应。《中国汽车报》的新闻纸指标在吉林日报，一时转不过来。我和唐炳佳跑了好几个单位求人，也没有借到新闻纸。28日即将过去，新闻纸还没有着落，这可怎么办？真是心急如焚。第二天一大早，我俩又跑到一家现在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的物资供应公司求助。哎呀，真是“天不灭曹”啊， 这家公司答应给两吨新闻纸指标！我俩欣喜若狂，顾不上吃午饭，赶紧回单位报喜讯。
一上午都是烈日当头的天气，转瞬间就阴云密布。一股凉风过后，倾“缸”大雨从半空直泻下来。天津唐口一带地势低洼，几分钟后就是汪洋一片，足球大的西瓜在水中此起彼落地漂来漂去，卖瓜的摊主无可奈何地看着，看着......过一阵子雨小多了，心想赶快上路吧！但在齐腰深的水里28自行车只露出两个车把！自行车是不能骑了，我只好忍着饥渴，拖着疲惫的双腿，推着自行车在水中一步一步地跋涉。
回到单位吃完饭很想休息一会，因为这几天外出办事早出晚归，吃不好睡不好，着急上火，太疲劳了。可是心里有事，哪里睡得着！我们几个人又紧张的投入到编稿、画版的工作中，直到深夜。
6月30日一大早我们就赶到天津市广电局印刷厂，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校对、调版、看大样，直到深夜四个版全部签字付印，这时我们的心真正踏实下来了。7月1日早晨，在天津出版的第一张中国汽车报顺利交付天津邮政局发行。我们成功了！我们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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